中国在伊朗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政治环境与因应

2016-5-24 10:40:27

选稿:俞静斐 来源:《西亚非洲》

  “一带一路”是当下中国政府顶层的战略倡议之一,它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不管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地缘优势突出的伊朗均是其中的节点性国家,节点国家的支撑和撬动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在中东“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顺利实施,因此,伊朗对当下的中国外交又有了新的含义,这也是2016年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就涵盖伊朗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往往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1979年以来,伊朗发展颇为不顺,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拉什迪事件”、核危机等重大事端接踵而至,一次次把这个中东大国推到国际聚光灯之下。尽管2015年7月伊核全面协议的达成使其外交空间获得一定程度的扩展,但是在对美国、沙特、以色列等国关系方面伊朗仍然困难重重,其国内政治发展也面临沉重压力。面对如此状况下的伊朗,正在着力推进“一带一路”的中国应如何待之?本文试从当下伊朗所处的国际环境、伊朗政治发展、中国对伊朗外交等几个方面分析。

  伊朗的地缘政治环境

  就发展潜质而言,伊朗本应是中东地区最具优势的国家之一,它具备担当海湾领导者的实力,长期以来伊朗外交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获得国际社会对其海湾霸主的认同。但是,海湾并不是本地区国家所能主宰的,它是世界大国的角逐场,因此伊朗在本地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与外部世界大国的关系,以及本地区的发展态势。在遭受长期的国际制裁终获解除之后,目前伊朗的外交空间逐步打开,但是该国依然存在与美国、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等外交难题。这些难题的产生和持续存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有很大关系。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国家的核心权力都在领袖的掌控之中,领袖才是对伊朗国家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伊斯兰革命成功后,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成为国家的真正主宰者。在外交领域,伊朗一些重大问题也同样要以霍梅尼的意见为是,他主张输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不管是对伊朗前巴列维王朝还是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君主制,霍梅尼均持反对立场。在考察伊朗外交时,不可忽视霍梅尼思想对当下的影响。总体而言,伊朗的地缘政治与外交呈现以下特点:

  

  (一)伊朗的外交空间不断拓展

  近十余年来,伊朗的周边环境已经在日趋改善。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后,美国通过战争先后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复兴党政权。塔利班政权的覆灭让伊朗失去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之严重对立的阿富汗,萨达姆倒台让伊朗收获了一个什叶派影响力大增的友好伊拉克。对于至今仍然不得平静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动战争而又没得到理想结果的美国而言,伊朗才是2001年后美国在中东发动“反恐”战争的最直接受益者。

  另外,2010年底以来的中东变局非但没有给中东带来明媚的未来,反而重创了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叙利亚等阿拉伯诸国,沙特等海湾富有的石油国也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政治动荡,阿拉伯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发言权大幅下降,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中东非阿拉伯国家的相对优势则更加明显。因巴勒斯坦问题而引发的以色列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矛盾,使以色列在中东难有担当领袖国家之可能,事实上,以色列也无意在伊斯兰核心地带中东扮演领导者之角色。如果不考虑外部因素,伊朗成为当下中东最有可能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极少数国家之一。

  对伊朗尤为有利的是,2015年7月伊朗与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加德国达成核全面协议,鲁哈尼总统称此是伊朗历史上“黄金的一页”,伊朗由此会摆脱多年的制裁与被孤立情势。伊核协议的达成也为伊朗在中东发挥更大影响力提供了可能,之后伊朗接待了一个又一个来自欧洲的商贸考察团,伊朗获取经济发展所急需的技术和资金的难度也大大降低。随着伊朗对核协议的遵守和实践,美国已经在逐步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了。2016年1月28日,鲁哈尼总统访问法国,双方就经贸合作达成多项协议。

  伊朗国际空间的拓展使其参与国际市场的能力增强,也使得各国进入伊朗市场的难度降低,这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比如,伊朗孤立于国际金融流通体系之外是困扰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开拓伊朗市场、影响双边贸易的重要因素,未来金融制裁的逐步解除显然可以消除这个壁垒。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伊朗市场的开放会吸引世界多国的竞相进入,中国在伊朗面临的竞争压力无疑会加大。

  (二)三大难题仍然困扰伊朗外交

  虽然近些年来伊朗外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制约伊朗对外关系发展的顽疾仍然存在。“九·一一”事件后,尽管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美国花费甚巨,但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直到今天也没有稳定下来,伊拉克更是成为“伊斯兰国”的温床,这两个国家的持续动荡使伊朗缺失理想的邻国发展环境。中东变局带来的“民主骚动”又让伊朗执政者倍感压力,而“伊斯兰国”对中东政治秩序的冲击更让伊朗心生不安。纵观今日之中东,这里的既有矛盾依然看不到得以解决的光明前景,新的不稳定因素亦屡屡出现,区域内、外国家在这里的竞争仍是一如既往的激烈,伊朗所处的国际环境仍然难言乐观。具体而言,目前伊朗有三大双边关系对其整个外部发展环境造成重大障碍,即伊朗与以色列关系、与沙特关系、与美国关系,伊朗与这三方的关系都相当糟糕,对伊朗不利的是,这三方(尤其是美国、沙特)恰恰都与伊朗的发展密切相关。

  第一,巴勒斯坦问题导致伊朗与以色列交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1月访问埃及期间,宣布中国向巴勒斯坦提供5 000万美元无偿援助,并将为巴勒斯坦太阳能电站建设项目提供支持,而且直言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更不应被世界遗忘。习近平主席的如此表态业已说明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事务中正被边缘化。自2015年10月以来,主要集中在巴勒斯坦西岸地区的巴以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据法新社报道,这样的暴力冲突到2015年圣诞夜来临时已造成128名巴勒斯坦人和19名以色列人死亡。在“伊斯兰国”、伊朗核危机、中东变局、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频仍的背景下,尽管巴勒斯坦问题已经被逐渐边缘化了,但它仍然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不仅直接影响着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生活,而且也影响着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的发展。

  自视为中东伊斯兰世界宗教领袖的伊朗已故领袖霍梅尼非常关心巴勒斯坦问题,并因此对以色列产生非常负面的看法,这也注定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与以色列关系难有良好发展。伊朗的负面看法也招致以色列的回应,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伊始,对抗就成为两国关系的最突出特征,尤其是在伊朗核危机爆发后,以色列更是极力鼓吹伊朗威胁论,努力让阿拉伯国家相信伊朗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当国际社会与伊朗就核问题展开谈判时,以色列持鲜明的反对立场,甚至在2015年7月伊朗全面核协议达成后,以色列总理仍然直言这是一个历史错误。笔者在以色列访学时,也充分领略到以色列各界对伊朗的深深仇视。时至今日,伊朗仍不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在伊朗出版的世界地图上,以色列被标识为“被占巴勒斯坦”笔者在历次对伊朗的考察中,都曾亲眼目睹伊朗出版的如是世界地图标识。

  第二,伊朗与沙特冲突不断。近年来,沙特与伊朗始终摩擦不断争吵不休,双方在也门、叙利亚、麦加朝觐踩踏事件、伊朗核问题上针锋相对,在国际反恐、巴勒斯坦问题上也互相指责。随着2016年1月2日沙特处决其什叶派领袖、伊朗方面攻击沙特驻伊朗外交机构后,这两个中东大国的冲突再次达到新高度:1月3日沙特外交大臣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在沙特之后,巴林和苏丹也宣布与伊朗中断外交关系,阿联酋则降低了与伊朗外交关系等级。与沙特交恶的后果对伊朗而言还是相当不利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视为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矛盾。

  自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后,波斯人就对阿拉伯人埋下了深深仇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民族之间的思想冲突愈演愈烈。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霍梅尼认为伊斯兰治理模式才是解决穆斯林社会所存问题的最佳方案,因此反对君主制,认为虚弱、附属的阿拉伯诸国政权是不合伊斯兰精神的,应该被伊斯兰神权政体取代。他在1981年直言:“穆斯林的问题是: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和人口,但是由于其无能的领导层,他们不得不遵照大国的意志行事……穆斯林的问题在于其政治体制,正是他们的政治体制才造成了当前穆斯林的种种问题,这些政权与伊斯兰教无关。除非他们回归伊斯兰,否则他们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因此,霍梅尼对以沙特为代表的君主制阿拉伯国家的看法直接影响到伊沙关系的发展。细致分析,伊朗与沙特持续冲突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根深蒂固的民族隔阂。骄傲的波斯人仍没有走出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心理阴影。沙特也对伊朗的实力心存忌惮,为了打压伊朗,甚至在伊核问题上宁愿与以色列采取相同立场。二是教派冲突。值得注意的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也因为波斯-阿拉伯民族仇恨而得以强化,最近沙特和伊朗在也门、叙利亚的直接对抗就带有明显的教派纷争色彩,2016年初沙、伊断交的“导火线”则是逊尼派的沙特当政者处死本国什叶派领袖,从而让什叶派掌权的伊朗怒不可遏。三是地区领导地位的角逐。不管是沙特还是伊朗,都怀有一颗争当地区领导者的心,而且是政治和宗教双重含义的区域领导者,双方的这一相同追求加剧了原本存在的冲突。四是内政困境使然。中东变局尽管没有给该地区带来“民主政治”,但是却播下混乱与失序的种子,再加上国际油价持续且大幅下跌,导致沙特和伊朗皆陷入严重的发展困境,国家也因此出现更多的稳定和安全隐患,这使得两国当政者愈发看重自己的意识形态并竭力捍卫本身的合法性,从而加大了双方冲突的可能性。

  第三,伊朗与美国关系改善的前景仍不乐观。霍梅尼仇视美国由来已久,这种仇视在1963年就已显现出来,那时肯尼迪政府要求授予美国在伊朗的军事专家治外法权,而且在巴列维国王的支持下伊朗议会最终批准了美国的这一无理要求,这让霍梅尼非常愤怒,他不仅对巴列维国王进行了猛烈攻击,而且对美国也实施了口诛笔伐,之后霍梅尼就被驱逐出伊朗,从而开始了长达15年之久的流放生活,这不可避免地会增加霍梅尼对美国的愤恨。霍梅尼认为伊朗与美国的对抗实则是伊斯兰与异教徒的斗争,是所有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的斗争。在霍梅尼眼中,美国是伊朗民众饱受痛苦的根源,伊朗人民和其他伊斯兰国家人民的灾难都是由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关系,是被掠夺者与掠夺者的关系,因此他大力号召伊朗和所有伊斯兰民众要把美国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不要对它抱有任何奢望,而是要把它踩在脚下。霍梅尼的美国观给伊美关系带来重大冲击,爆发于1979年11月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质危机彻底让美国站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对立面。绵延至今的与美国的糟糕关系是伊朗发展的严重桎梏。就当下国际空间的扩展而言,伊朗首当其冲的外交挑战仍来自美国,美国是过去30余年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的发起国,如果伊朗与美国的关系得不到缓和,那么伊朗遭受的国际制裁的紧箍咒就难以被摘除,而且鉴于美国在中东地区拥有的影响力,伊朗的周边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它与美国的关系,巴列维国王中后期伊朗在世界和区域外交舞台上的纵横捭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其外交的重重困难,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注解。

  随着伊核协议的达成和伊朗内部政治发展的需要,伊朗对改善伊美关系的需求在上升;随着中东问题频出和阿拉伯伙伴国遭遇发展困境,美国在处理中东事务时也越来越需要伊朗的配合与帮助,各有所需的伊、美正在推动双边关系艰难前行。虽然当下的伊美关系已经变得不再那么具有对抗性,但是也不会很快就能变好,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伊、美双方刚刚在释放美军士兵一事上友好合作后,美国政府又在2016年1月17日宣布制裁与伊朗导弹计划相关的企业和个人;直到最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仍在强调伊朗与美国的谈判仅限于核问题,认为与美国谈判中东区域问题没有意义。鉴于伊斯兰革命成功后最高领袖在伊朗无与伦比的地位,他的思想和观点对伊朗内政外交的影响不言而喻,对于为何时至今日伊朗与美国、以色列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仍然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在伊朗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时,要特别注意伊朗外交的这三大难题,因为中国与伊朗、以色列、沙特和美国的每一方都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发展需求。沙特是中国的关键能源进口国和中东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领袖;以色列是中国在中东的重要科技合作国,尽管国家体量小,但是能对区域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美国之于中国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伊朗、以色列、沙特和美国四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与其中某一方双边关系的发展,同样,中国在开展对其中一国外交时,也可能会引起其他方的反应,这是一组联动性很强的国际关系体。

  伊朗的国内政治走向

  国内政治发展态势是研判该国政治稳定性与政府经济政策连续性的重要视点,还能影响中国在伊朗诉求的获取。

  

  (一)伊朗政治在曲折中艰难发展

  从伊朗政治体制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基于霍梅尼思想而建立的,霍梅尼本人的理念对伊朗政治发展影响甚大。霍梅尼主张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教法学家的统治、反对君主制以及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因为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霍梅尼在新政权中处于毋庸置疑的领袖地位,所以他的上述思想对伊朗的政治构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伊朗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强调伊斯兰信仰、体制、教规、共和制及领袖权力的权威性。宪法还规定伊朗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由专家会议选举产生的领袖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和政教合一政体的象征,其权限包括任免宪法监护委员会半数成员、司法总监、武装部队参谋长、革命卫队司令以及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司令;宣战或宣布停战;协调国家三权机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颁发总统委任状,在总统有渎职行为或议会认为总统政治上无能的条件下罢免总统等。如前所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核心权力都在领袖的掌控之中,领袖才是对伊朗国家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在内政方面,霍梅尼几乎不受宪法的束缚,对政治、宗教事务都有决策权,而且还有权罢免总统。因此,伊朗的领袖治国模式具有合法性基础,由此使该国政治发展保持相当定力。当然,不同时期伊朗面临的国内外局势都会或多或少影响伊朗的政治发展。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个十年以霍梅尼为领袖,这一时期派别斗争在伊朗政治中相当明显。先是自由派与教士之间的争斗,在教士阶层取得权力优势后,其内部的激进派与温和派又进行了持续的权力争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派别斗争,但很少有某派力量能够取得绝对优势,因为位高权重的霍梅尼很好地扮演了权力“调节器”角色。1988年两伊战争停火后,伊朗统治阶层的分歧有所扩大,激烈的派别斗争在“拉什迪事件”中再次突现,霍梅尼对拉什迪下达死亡令与其说是出于宗教感情的受辱,倒不如说是为平衡国内派别力量,其根本用意在于抑制温和的务实派,提升日渐失势的激进派,以此来恢复因两伊战争受挫而遭到损害的个人威望及重振出现动摇的伊斯兰革命精神。

  1989年6月3日霍梅尼逝世,次日哈梅内伊被推举为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依能够出任领袖,其超凡的政治能力是第一要素。但由于继任的哈梅内伊缺乏霍梅尼的权威,导致伊朗政治权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分散,特别是总统的影响力有所上升,务实派、改革派日益受到民众的支持。拉夫桑贾尼(1989~1997年在任)是享有较高声望的务实派;其后出任总统的哈塔米(1997~2005年在任)具有更为鲜明的改革和创新精神,他曾试图对伊朗的内政外交进行改革,但遗憾的是,由于缺乏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有力支持,其政治与经济改革最终没能成功。

  在度过保守的内贾德总统(2005~2013年在任)的8年艰难岁月后,伊朗在2013年大选中再次选择了改革派候选人鲁哈尼,鲁哈尼总统上台伊始就着力解决困扰伊朗发展的核问题,并最终在2015年7月达成了伊核全面协议,这为他赢得了国内民众的广泛支持。不过,鲁哈尼总统的革新之路走得也很艰难。我们看到,1979年以来的伊朗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得力,以领袖为集中代表的现行国家体制遭遇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尽管伊朗当下社会看起来还比较稳定,但是国家面临沉重且显而易见的改革压力,中东变局进一步唤起伊朗民众的变革热情,伊朗的改革势在必行,不确定的是改革的主导力量和方式。

  纵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发展可知,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务实和温和。虽然保守的内贾德在2005年的大选中取得胜利,但是2009年他的再次当选曾引起伊朗政治的剧烈动荡,哈塔米总统和鲁哈尼总统受到当下伊朗民众较为广泛的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伊朗政治发展的上述趋势。但是囿于国家政治体制和指导思想的限制,目前的伊朗执政者又不能太过于偏离霍梅尼路线。当然,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与世界割裂的国家特别是区域大国很难获得理想发展。中东变局不可能不对伊朗官方和民众产生影响,笔者在伊朗考察时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伊朗民众对国家发展的期待,感知到伊朗民众对现状的强烈不满情绪,以及对领袖权威下降的担忧。这是笔者近年来在伊朗多次的深入考察中得出的结论。这样,伊朗政治的发展趋势和国家既有体制之间就存在日益明显的矛盾,有时候这可能对伊朗某些政策的连续性产生影响。

  (二)强烈的经济发展需要是当下伊朗当政者重要的执政理念

  伊朗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发展压力,经济发展压力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困扰伊朗发展的瓶颈主要有两个——资金和技术,这两大发展动力是伊朗国内所难以供给的,需要借助外力,需要伊朗外交的继续拓展。因此,伊朗当下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它们既可以互相制约,也可以互相促进。最根本的一点是,我们要看伊朗执政者对国家发展的优先考量。令伊朗内外欣慰的是,如前文所述,整体而言伊朗目前的发展趋势愈加温和与务实,日益强调经济发展,为了促进经济尽可能快地发展,伊朗业已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出现了很多新迹象,而且伊朗国内几乎不存在严重的族群关系和治安情势,与周边国家相比这是伊朗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

  由于遭受了长期严厉的国际制裁,目前伊朗在轨道交通、通讯、银行、石油、矿产、环保、航空航天等许多领域都急需发展,而且特别需要外部的投资和技术。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伊朗在2013~2014年就曾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据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商处消息,当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议会、政府、司法等权力机构,以及政府各主管部门、各商会、其他民间组织及企业和普通百姓,均参与了被称为建设“抵抗型经济”的讨论,哈梅内伊还公布了建设“抵抗型经济”的24点政策纲领,从中可见伊朗发展经济的重点和方向。2016年1月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涉核制裁后,伊朗总统向议会提交了第6个五年发展规划(2016年3月~2021年3月),其中提到未来五年伊朗年均经济增速目标为8%,这就需要伊朗吸收300亿~5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而且,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伊朗政府也将使用500亿美元外国融资。显而易见,在伊朗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支持。

  鉴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伊朗时中国一如既往的合作,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正在寻求经济发展良策的伊朗相当看重与中国的互利合作,即使是在2016年1月初美国宣布解除对伊朗的部分制裁后,伊朗对中国的如是态度也没有变化。在习主席首访伊朗前夕,接受采访的伊朗总统鲁哈尼直言:“我们不会忘记那些在艰难和遭受制裁的日子里帮助过我们的朋友。现在条件已经准备好了,为我们与那些此前无论多么艰难仍与我们保持经济关系的国家进一步加强关系。”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伊朗也希望从中找到自己的发展机会,据伊朗驻中国大使介绍,伊朗政府非常重视“一带一路”,已经组建了跨部门的委员会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对接。

  但是,伊朗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需要其国内政治的变革为支撑,而这恰恰是伊朗当下最难以进行的一项工作。

  中国在伊朗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因应之策

  在“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顶级国家发展战略的今天,中国要重视作为节点国家的伊朗;在大力寻求国家发展的当下,伊朗也非常看重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中国。一言以蔽之,中国、伊朗皆有发展更好双边关系的迫切需求。2016年1月22~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伊朗成功地进行了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把中伊关系确定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为两国今后的友好交往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如前所述,中国也应正确认识伊朗当下的内政外交也存在一些问题。“一带一路”战略在伊朗的顺利推进要以良好的中伊双边关系为基础;良好双边关系的发展又离不开中国对伊朗的客观认知。只有注意到对方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求,自己的诉求才更有可能获得满足。

  

  (一)重视对伊朗内政外交发展的研判

  如前文所述,目前伊朗的内政外交发展情势都不是很理想。伊朗外交虽然正在向好发展,但是与以色列、沙特和美国等国的双边关系仍然深处困境之中。伊朗国内政治尽管已经呈现出日益温和务实的趋势,不过,保守或激进派还是具备对伊朗政治发展发挥重大影响的能力。因此,中国在发展与伊朗关系特别是在伊朗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要注意伊朗错综复杂的对外关系和具有挑战性的内部政治发展。

  2016年2月下旬,伊朗进行了四年一次的议会选举和八年一次的专家会议选举。以鲁哈尼总统为代表的温和派和改革派联手获得议会过半席位,特别是赢得了政治影响力最大的首都德黑兰的全部30个席位。在负责遴选最高领袖的专家委员会的选举中,温和派、改革派也取得非常明显的力量提升,这显然有利于鲁哈尼总统今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伊朗政治的确正在发生变化,笔者在对伊朗进行深入的社会调研后认为,该国未来会发生政治变革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伊朗究竟会在短期内发生剧变,还是在长期内逐渐演变呢?对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今后伊朗发生政治骤变的可能性不是非常大,因为不管是官方还是民众都知道这会给国家带来不可掌控的风险,伊朗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国家,其未来政治发展的最大可能是进行渐进式改革。其实,这次的选举结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伊朗改革派尽管处境有了改善,但是不能过于乐观。伊朗内务部长在初步选举结果宣布后表示,今后伊朗议会是三派力量共处,分别是温和派、改革派和原则派(强硬派),改革派并非一支独大。而且,伊朗各派别分化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天的改革派不一定不是明天的温和派或强硬派,伊朗现行的政体也不是通过类似的选举就可以改变的,伊朗基本的权力框架不会因此而发生大的变化。

  基于此,我们要对上述伊朗政治发展特点和可能趋势有比较清晰地认识。整体而言,伊朗政治发展正趋向务实与温和,在这样的状况下,伊朗对外关系也会趋向缓和,伊朗和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存在提升的可能性。由于曾遭受严厉的国际制裁,在过去30余年中伊朗与欧美国家合作的大机会并不多,中国则由于没有干涉伊朗事务的历史记录,整体而言伊朗对中国的观感相对较好,因而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及深入伊朗市场。但是,伊朗政治外交的发展变化很可能会改变中国之前的有利地位,中国要对此做好准备,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国在伊朗的竞争。

  (二)加强对伊朗社会的认知

  伊朗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因此,我们要从多维视角来认知伊朗社会。不管是针对内政还是外交,目前伊朗社会均存在较为明显的意见分歧,在总统、议会等选举日益受到选民重视的背景下,伊朗业已存在的社会分歧很有可能上升到国家政治发展的高度。这就需要我们从多层次、多角度掌握伊朗信息,这是中国对伊朗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依靠过于单一的信息来源制定对伊朗政策,中国的伊朗外交可能不会顺利开展起来。

  我们尤其要关注伊朗民众的思想倾向,这是因为民众意愿在决定国家发展方向时可以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多次在伊朗深入调研时,从社会角度对伊朗进行了观察与思考,并产生如下认识:一是伊朗的(波斯)民族精神相当突出,对国家的复兴充满期待;二是伊朗民众对一些带有伊斯兰革命色彩的活动越来越不感兴趣,有日益增多的伊朗人怀念伊斯兰革命前的巴列维时代;三是大多数伊朗民众似乎并不反美,特别是青年学生,去美国留学是他们很多人的梦想,伊朗政府中倾向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力量正在日益壮大;四是伊朗民众高度渴望政治与社会发生变革。

  有鉴于此,在中东区域内国家纷争不断、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中国应基于中东特别是海湾国家之现实,认可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这对自豪的波斯人和伊朗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交好因素。中国和伊朗都拥有辉煌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国在与伊朗交往时,要强调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伊两国在这一点上是很容易找到共同话语的。此外,中、伊双方还有其共同点,即现在双方都怀有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梦想,中国对伊朗前伊斯兰时期的符号要多些重视,这能够赢得伊朗更多的友好回报。

  (三)加固伊朗与中国的联系纽带

  中国要与伊朗建立更为牢固的双边关系,需使伊朗认识到中国有能力帮助其实现经济发展,认识到伊朗与中国合作同样有光辉的前景,让伊朗意识到中国重大的投资项目之于伊朗的积极意义,也要让伊朗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尊重既有合同会带来巨大损失。对中国比较有利的因素是,目前伊朗同样也怀有一颗努力发展伊、中双边关系的心,而且一些客观条件也使两国具有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比如2015年1月25日伊朗央行副行长卡姆亚卜表示在与外国进行交易时拟停止使用美元结算,“从现在起,在签订外贸合同时将使用其他货币,包括人民币、欧元、土耳其里拉、俄罗斯卢布和韩元。”其实,早在2012年伊朗就已经接受供应给中国的原油部分以人民币支付。显然,美国发起的对伊朗的严厉制裁至少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给中国提供了机会。

  毋庸置疑,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中国具有价格优势且质量不断提升的商品,均对伊朗具有强大吸引力,但是中国对伊朗的外交显然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在世界大国竞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中国已经越来越无法置身其外,盟友匮乏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短板之一。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结交更多有实力的政治伙伴,这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外交的重要时代使命。在选择潜在的政治盟友时,我们可适当把着眼点放在有助于自己参与大国竞争的伙伴选择上,能够对其他世界大国产生影响的区域性大国应该成为中国争取的对象,伊朗就是这样的国家。

  中东变局爆发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领导人的更替给包括伊朗人在内的中东不满现状者很大信心,各国领导者因此对民众的意愿不得不给予更多看重。鉴于青年在国家未来政治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和对双边关系的深远影响,中国在考虑对伊朗外交时应该给予伊朗青年更多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这30多年取得的成就,特别是经济成就举世公认,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伊朗人特别是伊朗青年和中上层看到或体验到这一点,中国对伊朗的吸引力会得以加强,对伊朗外交的开展也能更为顺利,在这方面,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对伊朗的国事访问必将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此外,虽然伊朗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可能会增加中国与伊朗打交道的竞争性,但是如果伊朗能够理顺国内关系并发展起来,这个国家可以创造出与外国合作的更多机会,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与伊朗交往时不见得就一定是利益的“零和博弈”。此外,为加强伊朗人对中国的深入了解,我们可以推出更多的针对青年人的文化教育交流项目,比如向伊朗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名额。

  (四)恰当对待推进“一带一路”与中伊关系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力推“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域中东的核心国家,伊朗自然是中国看重的合作伙伴,中国应更多地了解伊朗人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认知。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仍深处经济发展困境的伊朗渴望尽快改变现状,但是伊朗不会简单地认同和推进其他国家提出的主要基于本国需要的发展计划。如前文所言,尽管遭受多年的严厉国际制裁,源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大帝国——波斯帝国的民族精神,它仍然非常鲜明地反映在伊朗人身上。当下,我们在开展对伊朗外交时,如果忽视伊朗人(尤其是波斯人)的骄傲民族精神,是很难取得理想结果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加德国之所以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才与伊朗达成全面伊核协议,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朗认为在核问题上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国际尊重。

  尽管“一带一路”是当下中国政府重要的战略倡议之一,但是对中国的伊朗外交而言,相较于追求“一带一路”尽快在伊朗开花结果,更重要的工作是了解当下伊朗国家发展之所需,以及伊朗的政治外交生态,看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否能够在伊朗找到对接点,看目前的伊朗政治外交状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一带一路”相融合。我们需要明晰:虽然“一带一路”可以推进中伊关系的发展,但是中伊双边关系的友好发展才是在伊朗推进“一带一路”构想的基础。在开展与伊朗的交往时,在中伊关系和“一带一路”两个问题上,我们切不可本末倒置,过于突出强调“一带一路”很可能会令我们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伊朗目前面临的外交和区域困境可以为中国开展对伊朗关系提供助力。近年来,伊朗和沙特在也门、叙利亚、巴林等国,以及在“伊斯兰国”和教派冲突等问题上针锋相对,进入2016年后两国冲突严重升级。伊朗和沙特同为中国在中东的重要合作方,如果中国能够在伊朗和沙特两国间积极斡旋,即使两国最终没有因此而化干戈为玉帛,它们也会对中国的努力表示感谢。当下,中东诸国很希望中国能够更多地参与本地区事务,笔者在那里游学考察时听到很多来自市民、学者和官员的类似呼声。在中东难题频出的态势下,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业已获得大幅提升的中国的确到了应该提供更多帮助的时候了,这对中国发展与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大国的关系是可以起到推进作用的。其实,在一些问题上,中国也有能力凭借自身优势发挥独特作用,比如中国在2015年伊朗达成全面伊核协议的过程中就做出不可忽视之贡献。

  (原文请参见《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