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国与以色列关系

2016-5-27 10:56:04

选稿:俞静斐 来源:《西亚非洲》

  虽然从国土面积、人口、资源等要素来看,以色列只是一个小国,但是它是一个世界公认的“科技大国”、“军事大国”、“外交大国”、“经济大国”和“教育大国”。以色列还由于其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与美国长期保持特殊关系,以及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犹太民族国家与全球犹太人的密切联系,因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与其面积和人口不成比例的重要影响。中国和以色列分别位于亚洲大陆东、西两端,60多年来,两国关系经历了复杂和曲折的发展历程。在今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中,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一个重要的沿线节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格外引人注目。本文拟从“一带一路”的视角来讨论中以关系及其未来发展走向。

  中以关系的历史回顾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但却是该地区最后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00天,即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就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希望尽快正式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然而,由于随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以色列国内亲美派的反对,以色列当局在同中国建交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一度采取观望态度,从而使两国失去了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建立外交关系的机会。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以双方又为建交进行了多次接触。然而,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接触了埃及总统纳赛尔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并对中东形势有了更多了解之后,决定优先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态度。尽管以色列已正式致函中国提出建交请求,但却为时已晚。1956年5~9月,中国先后同埃及、叙利亚、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在1956年10月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中国采取了坚决支持埃及的立场,中断了同以色列的一切接触,并公开批评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从此,中以关系进入了一个长达30年的“冻结时期”。

  虽然以色列在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关于驱逐“台湾当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表决中投了赞成票,但中国并没有改变亲阿反以的政策。不过,中国也并不赞成“把以色列扔到大海里”的口号,以及对以色列采取劫持飞机、杀害人质的做法。1977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主动访问以色列并寻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中国对此给予了肯定和支持。而以色列方面也一直坚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未同“台湾当局”发展关系。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在对外政策方面作了较大调整,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在这样的形势下,中以关系逐渐开始解冻。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民间往来逐渐增多,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开展合作。从1982年起,中国允许以色列学者以个人身份来华访问。1985年6月,一个以色列经济界人士代表团来北京访问,一个中国农业专家代表团也访了以色列。在双方民间交往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中以之间具备了建立官方联系的条件。1987年后,中、以官员在巴黎、纽约等地进行了多次接触。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国国际旅行社于1990年在特拉维夫建立了办事处,以色列也在北京开设了以色列科学及人文学院联络处。由于这两个机构均享有外交权,中以之间此时已建立了事实上的领事关系。

  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平会议召开后,中、以建交已水到渠成。1992年1月24日,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在北京同中国外长钱其琛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宣布中、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揭开了中、犹两个民族和中、以两个国家关系的新篇章。由于中国和以色列早在1950年就已相互承认,因此有人说,中、以建交是“一个推迟了42年的行动”。

  中国和以色列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在政治上,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魏茨曼、卡察夫和佩雷斯先后访华;总理拉宾、内塔尼亚胡、奥尔默特以及利维、沙洛姆、巴拉克等高级领导人也相继访华。中国的人大委员长李鹏、国家主席江泽民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访问了以色列,李岚清、温家宝、钱其琛、唐家璇、杨洁篪、刘云山、张高丽、刘延东等中国高层领导人也先后访问以色列。这既表明了中、以双方对两国关系的重视,也反映出这一双边关系发展的顺利。

  早在中、以建交前,以色列就在中国香港设立了总领事馆,专门负责对华联络工作。两国1992年建交后,以色列除了在北京建立了大使馆外,于1994年在上海设立了总领事馆,2009年又在广州建立了总领事馆,2014年在成都也开设了总领馆。一个只有700多万人口的小国,在中国除了在首都北京有大使馆之外,还在各地设立了4个总领事馆,这一方面说明以色列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以关系的密切和人员往来的频繁。

  由于双方经济有较强的互补性,20多年来,两国签署了多个经贸协议,贸易额增长迅速。1992年中、以建交时贸易额仅为5 000万美元,1996年为4亿美元,2005年为30亿美元,2010年为50亿美元,而到2014年时双方的贸易额已达110亿美元。中国现为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公司在以色列承建了多项工程,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工一度接近4万人。以色列农业科技发达,农业是两国最早开展的合作领域之一,双方在北京、山东、陕西、云南及新疆等地建立了农业培训、花卉种植、奶牛养殖、节水旱作等示范基地。此外,两国间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也在不断扩大。

  尽管中以关系总体发展顺利,而且两国间既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中以关系的发展却往往会受到第三方的影响。例如,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就常常受制于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中以关系也会受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中国与伊朗关系的影响。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00年7月发生的“预警机事件”。

  以色列的军工科技享誉世界。早在建交前,中国就同以色列开展了一些军工技术方面的合作,加速了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两国建交后,中、以军事技术合作又有新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同以色列达成协议,以色列向中国提供一套价值2.5亿美元的“费尔康”(Phalcon)预警机系统。但随后美国向以色列施压,称如果中国获得“费尔康”预警机,将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并威胁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向中国出售这些装备,美国会减少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援助。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2000年7月以色列单方面取消了向中国出售该预警机系统的合同。尽管以色列政府后来正式向中国进行了道歉,退还了预付款,并给予了赔偿,但这一事件还是给中以关系带来了很大伤害。本来2000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刚刚访问了以色列,双方关系正处在一个最好的时期,这一事件使中以关系在其后几年一度陷入低谷。2004年12月,同样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未按合同为10年前出售给中国的一批军用“哈比”无人机(IAI Harpy)进行技术升级。

  中以关系除了深受美国影响之外,也会受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关系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同阿拉伯国家保持着友好关系,也正是在阿以关系逐渐改善的背景下,中国才与以色列实现建交的。中国一直支持巴勒斯坦人争取合法的民族权利,这一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当然中国同时也支持巴以和平进程。如何平衡地处理好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勒斯坦)和同以色列的关系,一直是中国中东外交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当阿以(巴以)关系紧张时,中国就不可能放手同以色列开展交往,而且还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样,伊朗也是影响中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伊朗和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一对死对头,双方都视对方为本地区最主要的威胁。中国同时与伊朗和以色列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这种三角关系有时固然有利于中国发挥某种独特的协调作用,但也会影响中国与其中一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情形在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以色列很看重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一直力图说服中国参与对伊朗施压,以迫使其放弃核计划。

  近年来中、以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是中、以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中、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发展快,贸易额逐年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中、以双边贸易继续保持稳步增长,进出口总额为110亿美元,同比增长0.5%。一直以来,以色列对中国出口以高科技产品为主,包括电子、光学产品、农业技术等;而中国则向以色列市场提供受欢迎并具有竞争力的原材料、轻纺产品和消费品等。

  随着中以贸易水平的提升,双边贸易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从以电子、钻石、化工等传统产品贸易为主不断向高科技、新能源、生物技术、现代医药等方向发展转变,产品结构呈现多样化态势。以2013年为例,以色列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为: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占52.5%,化学和化工产品占20.5%,其他经济类产品为15%,钻石产品为7.2%,机械设备为4.8%;中国向以色列出口的商品主要有钢材、铜材、小轿车(包括整套散件)、煤等。中国的荣威汽车、长城皮卡、中兴智能手机等高附加值产品成功进入以色列市场,联想笔记本电脑等成为当地同类商品的畅销品牌,占据了约1/4的市场份额。中以之间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良好,2014年前三季度,双边服务贸易额5.1亿美元,其中中国服务出口2.8亿美元,进口2.3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咨询等领域。

  在中东地区的22个国家中,2014年中国同以色列的11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排在中国同沙特、阿联酋、伊朗、伊拉克、土耳其、阿曼、埃及的贸易额之后,名列第八位,但排在前面的或是中东的人口大国,或是中国从其大量进口石油的国家。而以色列是一个既没有石油、人口也只有800万的小国家,中以之间一年能有110亿美元的贸易已很可观。虽说中国现已是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其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但中以之间的贸易水平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中国同以色列的贸易额现仍不到以色列对外贸易总额的10%,只有以色列对欧洲贸易额的1/3、对北美的1/4。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是以色列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仍是以色列最主要的贸易伙伴,2013年欧盟和美国分别占以色列外贸总额的33%和20%,而中国占以色列对外贸易总额的8.5%。另外,中国和以色列贸易长期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谈到要“推动与海合会、以色列等自贸区谈判”,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同以色列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视。3月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称,中国和以色列已完成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结论积极,双方将在年内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

  第二,近年中以经济合作的一个新趋势——中国资本开始涌向以色列。十年前,中国海外投资主要以保障自然资源供应为目的,因此,中国的能源和矿产公司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合作较多。但现在,中国海外投资越来越多地瞄准品牌和技术领域,而这正是以色列的优势所在。以色列不仅有不少全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还有一些工业园区和高科技孵化区,加上该国劳动力素质高,资本和金融市场发展成熟,具有吸引投资的优势。中国现已成为以色列高科技企业的资金来源国之一,百度、奇虎360、联想、平安等著名科技公司都纷纷向以色列的科技投资基金注资。2013年5月,中国复星医药公司以2.2亿美元收购了以色列飞顿激光(Alma Lasers)公司95%的股权。中国在以色列最大的一笔投资来自中国光明食品集团,该公司2015年4月用25亿美元收购了以色列以乳制品为主的特努瓦(Tnuva)食品公司。

  以色列国土面积虽小,但却是一个科技创新强国,其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位、全球创新排名第四位。2013年5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时曾表示,以方愿意动员商界、科技界人士把“方向盘”转向中国,把以色列建设成为中国的“研发实验室”。中国也非常看重以色列的科技创新能力。2014年5月,刘延东副总理访问以色列,参加了以色列首届创新大会,并在《耶路撒冷邮报》发表题为《让中以科技创新合作之花更加绚丽》的署名文章。2015年1月,“以中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签署了《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其中包括成立中以创新合作中心,成立中以“7+7”大学研究联合会,实施2015~2019年文化合作行动计划,启动“中以常州创新园”建设等。

  第三,中、以旅游合作空间广阔。旅游合作既是经济合作,又是文化交流。中、以建交后,随着1993年以色列航空公司开通特拉维夫至北京的国际航线和1994年中、以两国签署《旅游合作协定》,来华旅游的以色列人络绎不绝,但当时前往以色列的中国游客却不多。旅游业是以色列的一个重要产业,每年接待300多万外国游客。2005年6月,中方宣布将以色列列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2013年6月,以方宣布接受办理非旅行社代理的个人旅游签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开始走向以色列(2014年赴以中国游客超3万人)。以色列航空公司由特拉维夫直飞北京的往返航班由原来的一周2班改为现在的一周3班,香港直飞往返特拉维夫航班也增加为每周6班。中国海南航空公司也宣布将于2016年4月开通北京至特拉维夫直航航线,每周3个航班。以色列旅游部驻中国办事处首席代表周毅(Jonathan Bental)2014年8月称,以色列的目标是3年内中国赴以色列旅游人数达到10万人次。

  第四,教育是中、以人文合作的一个重点领域。从1993年起,两国政府就开始互换留学生,2000年,两国教育部签署了《中国-以色列教育合作协议》,涉及互派留学生、学术交流、语言教学、互认学历学位等方面。以色列的7所大学都具有较高的教育和科研水平,而且都采用英语教学,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热门选择之一。中国赴以色列留学进修人员迄今已有3 000多人次,而以色列在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也有100多人。以色列政府为加强与中国的教育合作,从2012年起每年拨款4 000万谢克尔(约合7 200万元人民币)向中国提供250个奖学金名额。随着以色列兴起“中国热”和“汉语热”,2010年以色列教育部决定将中文列入大学和中小学课程,一些高校也纷纷建立中文系、东亚系和中国研究机构。2007年和2014年,特拉维夫大学和希伯来大学在中国帮助下先后开办了孔子学院。中国的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4所高校也先后开设了希伯来语专业。

  中国香港的李嘉诚基金会2013年9月宣布,将捐资1.3亿美元给以色列理工学院,帮助其在广东汕头创办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TGIT),以推动中国在工程、科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的教育、研究和创新。这是中、以教育合作的一个大项目,也是以色列大学有史以来获得的最慷慨的资助之一。广东省和汕头市也将出资9亿元人民币(约合近1.5亿美元)及600多亩土地,支持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建设。2015年12月,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建设正式启动,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以及李嘉诚先生、双方大学校长等出席了启动仪式。

  第五,中、以文化交流内容丰富、底蕴深厚。1993年,中、以两国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后又6次签署年度执行计划,有力推动了双方在文化、艺术、文物、电影、电视、文学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色列的音乐、艺术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以色列芭蕾舞团、基布兹现代舞团、爱乐乐团、室内乐团、青年爱乐乐团等都先后来华演出。以色列还首次以自建馆的形式参加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2007年,中国在以色列举行了“中国文化节”,2009年举行了“感知中国·以色列行”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截至2014年,中、以两国间共有19对省市结成友好省市。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更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曾有一些犹太人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长期生活在开封等地,并最终同化于中华民族。在近代,一些犹太人从英国殖民地或者从俄国来到中国,生活在上海、哈尔滨、沈阳、天津等城市里,人数多达2万~3万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有近3万名犹太难民为逃避德国纳粹的迫害,从欧洲来到中国上海,直到战后才陆续离去。因此,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中国,尤其是对上海、哈尔滨怀有特殊的感情。担任以色列总理多年的奥尔默特,其父母都出生在哈尔滨,其祖父的墓地也在哈尔滨。以色列还成立了一个“前中国犹太人协会”,成员既有当年在中国的犹太人,也有他们的子女和后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们纷纷前来上海、哈尔滨参观当年犹太人生活的原址。上海市也将虹口区提篮桥地区列为“犹太历史风貌保护区”,修建了纪念碑,并把原来的一个犹太会堂建成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犹太人在上海”、“犹太人在哈尔滨”成了中、以友好的象征和品牌,双方不仅出版了许多图书、画册,还拍摄了一些影视作品,并在中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举办过多次展览。包括总统魏兹曼、总理拉宾、佩雷斯、内塔尼亚胡、奥尔默特等人来华访问时,一般都要到上海参观犹太人旧址。2015年8月,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以色列驻上海总领馆制作了一部宣传短片《谢谢上海》,以表达以色列人民对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感谢。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以合作

  中国2013年底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后,以色列一开始并没有表态。 2013年9~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发表关于“一带一路”的讲话,标志着中国正式对外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2014年10月,作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举措之一,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印度、新加坡等21个国家成为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后又有包括英、法、德、俄等多个国家也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而美国、日本则明确表示反对加入亚投行,以色列或许受此影响,观望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选择加入亚投行。申请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3月31日,以色列是最后申请加入的7个国家之一。2015年3月3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签署了提请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的申请,成为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国之一。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意识到了加入这样一个亚洲国家间组织的重要性,因而由外交部启动了申请加入亚投行的程序。以色列加入亚投行的举动表明了该国积极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

  2015年5月28日,以色列交通部长伊斯莱利·卡茨在授予中国上海国际港务集团(简称“上港集团”)海法新港码头25年特许经营权签约仪式上,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改善区域基础设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色列乐于和中国加强“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卡茨还表示,以色列目前处在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阶段,正在建设新的机场、码头、铁路和公路,每年投资额40多亿美元,他相信以、中基建合作潜力巨大,将惠及双方。这可以说是以色列官方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最为正式的积极表态。

  基于双方各自国情和经济发展的互补性,“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下中国和以色列的经济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双方业已在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且发展潜力巨大。以色列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结合部,西面和南面分别濒临地中海和红海亚喀巴湾,无论是“一带”还是“一路”这里都是重要节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和优先领域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中国和以色列在此方面已经开展了令人瞩目的有效合作。2014~2015年,中国公司先后获得以色列两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一是中国港湾工程公司2014年6月中标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的新港建设项目。阿什杜德新港口项目是以色列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总投资额为33亿新谢克尔(约合9.3亿美元),也是中国企业在境外承揽的最大港口建设项目之一。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较低的报价通过公开竞标,击败另外3家公司获得该项目。该港口项目工程主要内容包括建造1 200米港口码头、2 800米防波堤,以及进场道路和仓库、办公区等附属工程。工程合同竣工时间为2022年,港口建成后,预计吞吐量为100万标准集装箱,将成为以色列南部最重要的港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财政部长拉皮德、交通部长卡茨、阿什杜德市市长拉斯里,以及中国驻以大使高燕平等出席了2014年9月底的协议签字仪式和10月30日的开工典礼,可见以方对此工程的重视。

  二是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港集团”)获得海法新港码头为期25年的特许经营权。2015年3月,上港集团接到以方通知,该集团在有4家公司参与的竞标中胜出,成功获得海法新港码头为期25年的特许经营权。5月28日,以色列港口发展及资产公司与上港集团在特拉维夫正式签署协议。根据协议,新港基础部分由一家以色列公司负责完成,中方将负责码头的后场设施建设、机械设备配置和日常经营管理。海法新港建设预计于2020年完成,全部建成后码头海岸线总长1 500米,设计年吞吐能力186万标准集装箱。码头总占地面积78公顷,前沿最大水深17.3米,具备接卸世界最大集装箱船(19 000标准集装箱船)的能力,将是以色列最大的海港。上港集团预计投入资金20多亿美元,将海法新港打造成一个面向全球的国际货运中心。

  而更令人关注的是从特拉维夫到埃拉特的高速铁路项目,即所谓的“红海-地中海高铁”(Red-Med High-speed Railway)项目。

  以色列的经济和人口中心在海法-特拉维夫-阿什杜德一线的地中海沿岸地区,而其最南端是濒临红海的城市埃拉特,中间被荒凉而狭长的内格夫沙漠分隔开来。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色列就曾考虑修建一条将特拉维夫与埃拉特连接起来的铁路,但资金、技术等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进入21世纪后,这条被称为“红海-地中海高铁”项目正式被纳入以色列政府的发展计划。计划中的特拉维夫至埃拉特高速铁路项目全长约350公里,其中比尔谢巴以南的260公里需要新建,设计时速为250公里/小时。建成后,从特拉维夫到埃拉特只需要2个小时,而现在用汽车运输则需要5个小时。

  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条具有经济和战略双重意义的铁路。从经济意义来看,这条铁路有利于南北交通,可以加速南部(内格夫)地区的开发;最南端的埃拉特也将从现在只有4.8万人口的小城市发展成为一个有15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而这条铁路更主要的作用是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建成后,来自印度洋的货物将可从红海的埃拉特港上岸,经铁路运输到地中海的阿什杜德港或海法港,这样就可以绕开苏伊士运河,不但能缩短运输时间,而且还可避免依赖苏伊士运河的安全风险。所以,对于以色列(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这是一条打通欧亚大陆、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陆上通道。一些评论甚至称其为“陆上的苏伊士运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其确定为“国家优先发展的项目”。以色列内阁会议于2012年2月5日正式通过了修建“红海-地中海高铁”计划。

  据以方的资料,修建这条铁路将要架设总长度达4.5公里的63座桥梁,开凿总长度达9.5公里的5段隧道,总预算为80亿~130亿美元,预计用5~6年时间完成。以色列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来投资建设这条铁路。“红海-地中海高铁”项目公布后,已先后有印度、西班牙等10个国家表示对这一合作项目有兴趣。然而,到目前为止,真正同以色列方面进入实质性协商的只有中国。早在2011年9月以色列交通部长伊斯莱利·卡茨访问中国时,就与时任中国交通运输部长的李盛霖讨论并达成了双方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的初步协议。2012年7月,卡茨再次访问中国时,与中方签署了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备忘录,其中就明确包括了双方将就“红海-地中海高铁”项目开展合作的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表示欢迎中国参与“红海-地中海高铁”建设。对以色列来说,中国参与也就意味着中国的银行和投资公司将为该项目投资,中国有成熟经验和技术的铁路建设公司也将负责项目工程。由于“红海-地中海高铁”项目意义重大,许多普通以色列人对其都非常关注,也对中国的参与充满期待。笔者2014年6~7月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有多位以色列学者、媒体人士和普通市民都曾主动同笔者谈论此项目,并对中国参与建设表示期待。

  “红海-地中海高铁”对于中国来说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将使中国的货物能够更加便利地抵达北非和欧洲,而苏伊士运河航线将不再是唯一的途径。现在中国大部分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均需经苏伊士运河运往中国,与非洲、欧洲的进出口商品也必须经过这一“咽喉”要道,每年都有上千艘中国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而近年来由于埃及的局势不稳,已使中国经苏伊士运河的运输线路受到影响。2013年8月底,在苏伊士运河曾发生了对中国的“中远亚洲”号货轮进行恐怖袭击的事件。从经济角度来看,承建这一项目也有助于中国的资本、技术和企业走出去,并可为中国劳动力提供海外就业机会。因此,对于中、以双方来说,“红海-地中海高铁”都应该是一个互利双赢的合作项目。就此意义而言,前面谈到的阿什杜德港项目和海法新港项目都可以看作是“红海-地中海高铁”的前期工作。

  第二,中国与以色列的另一重要合作领域是农业。实际上,双方对此都有共识,2014年6月,中国农业部与以色列农业部在耶路撒冷签署了合作纪要,将双方的农业合作纳入“一带一路”战略合作框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2014年11月访问以色列时也强调,中、以农业合作潜力巨大,要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双方的农业合作。如果说中、以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可视作中国向西“走出去”,那么双方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就是中国将以色列向东“请进来”。

  以色列的农业科技世界领先,农业是中国和以色列最早开展合作的领域之一,包括建立培训中心、举行研讨会、建立示范项目、组团互访等形式。早在1993年,双方就在中国农业大学成立了中以农业培训中心,在北京郊区建立了示范农场,在山东、陕西、云南及新疆等地,建立了农业培植、花卉种植、奶牛养殖、节水旱作农业示范基地。近几年来,中国多个省市纷纷派代表团进行农业考察,并与以色列建立了有具体项目的农业合作关系,中、以农业合作项目涉及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安徽、福建、浙江、山东、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云南、海南、陕西、山西、河北、宁夏、新疆、黑龙江、辽宁等省市,重点是中国学习和引进以色列的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栽培和良种培育技术以及畜牧养殖技术等。中国借鉴和依托以色列技术,在节水灌溉领域开发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低成本、高效率的产品,如在新疆实施了“中国-以色列旱作农业示范”合作项目;在栽培技术方面研发适合中国的低成本、高产出的蔬菜和花卉栽培技术,如在福建的“中以合作示范农场”综合项目,引进作物现代设施栽培、水产设施养殖、精准施肥等技术;在畜牧养殖技术方面,双方开发了适合本地奶牛特点的养殖技术,节约成本并提高了奶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如黑龙江与以色列就开展了奶牛养殖和乳制品生产技术的合作。中国与以色列的农业科技合作项目之多,涉及省市之广,超过了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合作。

  第三,中方可分享以色列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先进技术。以色列的水资源极其缺乏,但它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生成水、保护水、利用水,彻底解决了用水问题,是全世界用水技术最先进的国家。除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外,以色列的污水处理、海水淡化技术也非常先进和实用。中国也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尤其是近年来城市化快速发展导致了缺水状况日益严峻,因此中国与以色列在水资源利用方面也有广泛的合作空间。2013年5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时,双方达成的合作协议之一就是以色列将帮助中国实施“水技术示范城”项目。双方经过考察比较,选定中国山东省寿光市为以色列水技术示范城,并在2014年11月以色列经济部长贝内特访华时正式启动。寿光市将结合运用以色列的脱盐、污水治理、灌溉、供水和污水净化等技术,探索高效用水、节约用水、污水处理、水循环利用的新模式,并在试验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加以推广和复制。实际上,以色列的海水淡化技术已在一些中国沿海城市得到应用,缓解了这些城市的淡水供应问题。

  中、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正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013年12月在耶路撒冷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所说的:“我们的力量形成互补。中国有巨大的工业影响力和全球影响力,以色列则在所有高科技领域都有先进的技术。”

  几点思考

  根据中以关系20多年来的发展情况,以及近年来中东地区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视角,来探讨中国-以色列关系及其未来的发展走向,笔者做出以下几点分析和思考:

  第一,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以色列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从地理区位来看,以色列地处亚、非、欧三洲交通要冲,既扼守着海上运输咽喉苏伊士运河,又可从陆上连通红海和地中海。以色列作为“一带一路”沿线一个重要的节点国家,无论是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上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将穿越和交汇于此。

  作为一个中东国家,以色列的民主制度完善,法制健全,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教育发达,科技领先,并具有显著的人才优势。尤其是近年来中东地区发生剧烈变化,因中东变局、伊斯兰极端势力崛起而出现大面积动荡,并引发波及欧洲的难民潮,更加凸显出以色列在该地区“一枝独秀”的特殊地位。因此,对于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来说,以色列无疑具有难以替代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可以发挥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是中国应该主动与之加强交往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中以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和其他方面的合作。

  第二,中、以两国彼此欣赏、相互需要,双方合作具有良好的前期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如前所述,由于二战期间中国曾收留过数万犹太难民,因此在以色列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中国比较友好。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以色列很少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批评。两国建交以来,以色列历任总统、总理几乎都访问过中国。而在中国,社会各界对犹太民族也普遍怀有好感,对以色列国家能在逆境中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感到钦佩。近年来,中以双边关系不断升温,两国合作的水平与层次也达到了空前高度。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以来,以色列朝野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表示希望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双方在推进“红海-地中海高铁”项目方面的默契合作以及以色列加入亚投行,标志着以色列主动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进行对接,以期未来实现互利双赢。以色列看重的是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力,以及中国式发展道路对解决中东问题的前景; 2014年4月,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访华时谈到,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解决中东地区的贫穷、失业、教育和科技落后等许多问题都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他将与中方探讨如何利用中国经验帮助中东解决贫困和实现和平的问题,而中国看重的则是以色列在许多领域中领先世界的高科技和创新能力,与欧美广泛的商业联系,以及独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

  在“一带一路”提出的“五通”建设内容中,中国和以色列可以重点加强在“设施联通”和“民心相通”方面的合作,即加快推进“红海-地中海铁路”项目和与之相配套的港口项目的建设,同时加强双方在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人文交流,尽快落实2015年达成的一系列人文交流协议。在“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方面,双方也完全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大幅度提升合作水平。

  第三,中以两国间既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但双边关系有时却会因第三方而受到影响,尤其是在一些涉及政治、军事和安全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例如,中、以军事技术合作就曾受到美国的严重插手和干预,“阿拉伯因素”、“伊朗因素”也不时会对中以关系产生影响。然而,从近两年的情况来看,这种“第三方影响”的作用正在下降。尽管一直以来美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维护以美关系也是以色列外交的重中之重,但近来以美关系却出现了较严重的裂痕。以色列在对外关系上加快了“向东看”和“融入区域”的步伐。一位以色列分析家认为,现在以色列不再需要“保护者”,而需要的是“合作伙伴”,它希望从一个“被保护的国家”变成一个“融入区域的国家”。例如,2015年3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受美国会邀请访美,在国会讲话批评奥巴马政府,奥巴马则拒绝与其会面,巴、以双方都与中国保持着较好关系,都期待中国能在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2013年5月甚至出现了巴、以领导人几乎同时访华的情况。同样,随着伊朗核协议的达成,中国-伊朗和中国-以色列两组关系也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水火不相容了。由于“第三方影响”越来越小,现在是加快发展中以关系的较好时机。当然,中国在发展同以色列的关系时,也要注意处理好与其他各方的关系。如中、以在“红海-地中海高铁”项目开展合作时,可以让约旦、埃及等国参与、受益,同时也要提防美国再来搅局。

  第四,尽管以色列政局和社会总体稳定,但对以色列投资、开展合作也并非没有风险,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首先,中国同以色列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最大风险仍来自其外部环境,巴以冲突短期内难以解决,暴力冲突和恐怖活动时有发生。由于中东局势的复杂性,以及和平进程的长期性、曲折性和不稳定性,以色列在未来较长时期仍难以完全融入中东地区,其安全环境不可能有根本性改善。其次,由于以色列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严重依赖美国,在“向东看”和同中国开展合作时,仍然会看美国的脸色,尤其是那些涉及政治、军事和安全的项目。所以,中国在同以色列打交道时,仍然不能忽略“美国因素”,避免当年的“预警机事件”重演。再次,从经济角度来看,以色列经济规模有限,自然资源匮乏,对外依存度高,容易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以色列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也存在着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以及规章制度不透明等问题;以色列国内自由度大,工人罢工运动频繁,经常以游行、示威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容易使双方一些合作项目受影响。

  第五,促进中、以人文交流,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加强对以研究,纠正认知偏差。“一带一路”并非只搞经济,人文交流、民心相通亦是其中应有之义。虽然近年来中以之间开展了大量的人文交流,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两国民众仍存在着一些对彼此的错误认知。就中国民众而言,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一些人更多地看到战乱不止、动荡不安的以色列,而忽略其民主政治、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良好形象;一些人只看到美以特殊关系,简单地把以色列归纳为美国的“仆从”,而忽略了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忽略了美以关系中的利害纷争。同时,国内也有一些人过分美化以色列,夸大它的成就和能力,夸大它对中国的感恩和友好。这些认知偏差,都应通过对以色列客观、深入的研究来加以纠正。

  (原文请参见《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